最近關于富士康要搬遷的傳聞很多，富士康稱，部分事業部在搬遷，不代表富士康將撤離深圳。
此間，經濟學家郎咸平在博客中撰文，建議富士康放棄流水線式生產方式，放棄軍事化管理，而向日本佳能公司學習，實現“細胞式”生產方式，讓員工在團隊合作中工作。他指出，目前利用“細胞式”生產方式的企業生產效率都得到了大幅度提高。
根據細胞式生產的擁護者的說法，因為每個特殊分類細胞內的員工都必須負責起全部的工作，每個分類細胞通常都會被當作獨立的團隊來管理，因此細胞式生產可以培育出團隊的建立，對完工期的順利達成提出挑戰性，以及改進每一項產品及服務的品質。
但我想，不論是流水線生產方式，還是細胞式生產方式，都還局限在企業內部的管理方式上，更應該看到企業是社會的一個細胞，如果這個細胞融于城市，將會爆發出巨大的生命力;如果反過來由這個細胞來創造一個社會，那么，經驗和教訓將告訴我們，那樣的企業難免缺乏多樣性，那樣的社會難免缺乏活力。在過去計劃經濟年代，國有企業一統天下，企業辦社會。實踐證明，那樣做不僅企業不堪重負，而且企業的內部“社會”也死氣沉沉。
這方面的經驗教訓，我們不僅有必要重溫一下過去國有企業辦社會的歷史，而且建議企業尤其是大企業，不妨聽一聽《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的作者簡·雅各布斯怎么說。
一般而言，人們都會不假思索地認為，小企業才是高度依賴大城市的社會組織，因為小企業的原材料、市場和各種社會服務，都依賴于豐富而復雜的大城市。而大企業則不然，因為大企業完全可以依賴外部市場，同時可以給內部職工提供百貨商店、美容院、超市、餐廳、影劇院、保齡球館、游泳館等各種各樣應有盡有的服務。
但是，雅各布斯的研究卻表明：
“事實上，有很多說法認為戰后將會產生大公司從城市遷往郊區的潮流，但最后僅僅流于空談而已。為什么?且不說其他很多原因，其中一個是在郊區土地和空間上所獲得的差價，被支付員工所需設施占據的更大的空間費用抵消了，而這些設施在城市里根本不需要，也用不著需要專門的雇員或顧客來提供支持。為什么大企業一直呆在城市里，就像小企業一樣，另一個原因是很多職員，特別是經理們，需要和企業以外的人進行密切的、面對面的接觸和交流——包括來自小企業的人員。城市里的多樣性，不管是什么樣的，都與一個事實有關，即，城市擁有眾多人口，人們的興趣、品位、需求、感覺和偏好五花八門，千姿百態。”
像富士康這樣的超級大企業，固然有足夠的能力“企業辦社會”，但如上述所說，這樣做除了可能導致巨大的浪費外，更重要的是其內部“社會多樣性”的消失，任何為了便于管理的方式，都難免陷入“單一管理模式”的軍事化半軍事化的巨大陷阱，從而使個人和企業的內部社會活力喪失，甚至讓人喪失生活和樂趣與活力。
因此，我認為比生產方式的“細胞化”更要緊的是，像富士康這樣的大企業，應該首先實現企業空間分割上的“細胞化”，不妨將企業內部的各種服務和娛樂設施全部轉讓給社會，讓企業細胞式地鑲嵌于社會、鑲嵌于大城市之中，成為大城市的又一個充滿活力的組成部分。如果真是這樣，我相信不僅其企業將更有活力，其企業內部的每一個個體，也將因與外部社會的緊密聯系而更具生機與活力。至于企業的搬遷與否，也許并不那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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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標題：富士康是否搬遷不重要 管理方式是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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