蘋果公司可以堪作富可敵國的新范本。
研究蘋果的K線走勢圖，人們就會驚奇地發現，這些年來，無論世間發生多少驚濤駭浪，蘋果的股價卻一直翹首向上，連漲8年。
截至8月11日美國股市收盤，蘋果正式超越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成為全球市值最大的公司。
更值得一提的是，截至今年7月，蘋果擁的現金及有價證券多達761億美元，它手握的財富已超過美國政府可控的現金，達到富可敵國的境地。
盡管在8月24日，蘋果CEO喬布斯宣布辭職，當日蘋果股價受此消息影響有所下探，但幾天后重新上揚，并未受到重大影響，蘋果還是那個惹人喜歡的蘋果。
1976年，喬布斯成立蘋果電腦公司，其后因經營理念和方向不大對路，曾一度瀕于潰敗。1997年，它的市值僅為微軟的五分之一。1997年9月，喬布斯重新執掌蘋果公司時，蘋果已連續兩年虧損，面臨破產窘境。喬布斯實施了一系列復興計劃，大力倡導“良好的用戶體驗是蘋果的根基”。他只用了13年的工夫，就創造了世界公司發展史上的奇跡。
蘋果董事會在喬布斯發出辭職信后，對他作出這樣的評價：“喬布斯憑借卓越的眼光和領導力挽救了蘋果，將它塑造成世界最具創新力、最有價值的企業。”這一評價頗為中肯，也發人深省。
蘋果的奇跡證明，一個企業家憑借“卓越的眼光和領導力”，就可以將公司塑造成“最具創新力、最有價值的企業”。
但問題也出來了，這在中國可以做得到嗎?換句話說：為什么中國的土地長不出“蘋果”?
與“蘋果”身份一樣的中國民營企業，雖然未見有“喬布斯第二”，卻也不乏有“卓越的眼光和領導力”的領軍人物，但為什么它們就沒有“蘋果”那么好的發展機會，為什么在全球500強中也很難見到它們的身影?
筆者以為，問題的關鍵在于中國缺乏“蘋果”這樣不靠政府扶持而做大做強的“氣候”和“土壤”。而我們現在最“肥沃”的土壤，就是被國有企業“一統江山”的行業壟斷。事實上，國有企業對行業壟斷的實質就是行政性壟斷，這種壟斷主要表現為：保護利益集團的壟斷利益，限制競爭;因循守舊，不思創新，延緩產業技術升級;降低社會資源配置效率，干擾市場競爭秩序，等等。這是中國無法產生頂尖公司的根本原因。
“大而不強”是中國企業的弊端和痼疾，就拿中國最拿手的制造業來說，雖已頭戴三個“世界之最”的桂冠，第一生產國、第一消費國和第一出口國，獨具世界上最好的“天時地利”。但至今我國尚無一家像蘋果這樣在消費電子產品上“執世界信息產業之牛耳”的領軍企業。
目前，我國的主要產業大多由國有企業主導。即使在香港資本市場，上市的大型企業也集中于兩大板塊：國有資源企業和國有金融企業。為了追趕全球的一流企業，我國也推出了自己的種子選手，如中石化、中石油、寶鋼、中國工商銀行等，但它們都是靠國家力量、靠政府“奶大”的，在國際同行中缺乏競爭力。
一般來說，國際頂尖企業基本上是靠市場競爭力、品牌和一流技術打拼出來的，而我國的企業一無品牌二無技術，剩下的“優勢”就是徒有規模，因而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毫無招架之力，只能甘拜下風。
就拿我國電信運營行業為例，國家通信業的全部資源均由三大運營商控制和壟斷。但是，三大運營商為了爭一己之利，齊齊為iPhone競折腰，為引進iPhone上演了一場勾心斗角的爭奪大戰。
雖然中國的運營商也曾推出自己的Phone，但由于是拾人牙慧，毫無創新可言，用戶不買賬，連最有聲勢的中國移動的OPhone，上市三個季度也才賣出30多萬部，現今已偃旗息鼓。
而拔得頭籌的中國聯通，引入了iPhone，卻付出了巨大的代價。其剛剛發布的中期業績顯示，2011年上半年3G手機補貼多達30.57億元，接近去年全年的補貼額度，凈利潤下降5.5%，這說明iPhone手機補貼給聯通造成了沉重的財政負擔。
但這些都不足掛齒，它們一心想著如何維持和強化自己的壟斷地位：與消費者訂立更多霸王協議，從用戶口袋掏出更多真金白銀;從對手手中攫取更多的利益和地盤，置用戶利益于不顧。
國有企業以及政府官員享受的是利潤大頭，留給自己超級薪酬和福利。他們今日官員，明天總裁，左右逢源，兩頭得利。他們無過便是功，不貪便是好官。這些理念與機制上的沉疴和弊端，與現代企業制度水火不容、格格不入，如此環境之下，怎么能夠產生喬布斯般的創新動力和蘋果般的先驅產品呢?
蘋果富可敵國讓我們羨慕，也足以讓我們深思和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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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標題：行業壟斷導致中國無法產生頂尖科技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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