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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企業不大，世人甚至不知道其做何生意、靠什么賺錢;

 

他不善言辭，不像馬云、俞敏洪那樣能說會道，被青年奉為榜樣;

 

他甚至過分“俗氣”，捐200塊錢還非要拉被捐者一起照相，并讓這些照片見諸于報端……

 

這幾年，他已成為中國企業界最具話題式的人物——因慈善而躥紅，也因慈善而飽受非議。圍繞他而展開的話題持久不息，贊揚與責罵、鼓勵與批評，始終伴其左右。

 

    他就是陳光標，以拷問中國企業家良心和責任標桿的形象呈現在世人面前。不久前，《中國經營報》以《首善陳光標虛實之謎：高調慈善的利益》為題，質疑陳光標承諾所捐的項目，并披露陳主營的江蘇黃埔項目也陷入困境。文章稱，陳光標“首善”之名背后存在諸多疑點，有借慈善名義發展自己企業的嫌疑。陳光標曾經捐助的一些項目乃“借公益之名行投資之實”，并稱陳光標在今年年初公布的“捐款成績單”也是漏洞百出，甚至出現偽造受捐單位現象。

 

    雖說中國自古就有“扶貧濟困”、“樂善好施”的慈善美德，但現代慈善理念和制度還處在啟蒙、孕育階段，將慈善常規化、可持續性發展依然任重而道遠，許多人在大災大難的危機時刻才顯伸手，甚至不少企業將慈善與公關、品牌建設、企業家名譽捆綁為一體，視野難免狹隘而偏頗。處在如此慈善環境中的陳光標，其每一次慈善行為都難免會掀起巨大波瀾，引起學界、企業家和民間廣泛討論。

 

    從行善的動機、方式到結果，陳光標的一舉一動都經受社會各界比手拿放大鏡還精細的窺探，于中國慈善理念的傳播和慈善體系的建立而言，無論他遭受褒貶毀譽，都是一件好事。

 

“暴力慈善”

 

在手舉百元大鈔、笑逐顏開的災民擁簇下，陳光標意氣風發的與眾人合影。

 

    這是 2011年3月16日陳光標在云南盈江地震災區行善時的景象，隨著這張照片在網上風傳，指責與痛斥洶涌而至：做秀、影帝、暴力慈善……將這位“中國首善”再次卷進輿論漩渦。

 

    這已經不是陳光標第一次因照片而遭受批評——2010年1月22日，陳光標在中國工商銀行江蘇分行會議廳將每10萬元捆為一塊“錢磚”擺列成墻，并在墻后留影，遭到網友質疑;2011年1月26日，陳光標率領50余位大陸企業家赴臺灣做慈善，計劃捐出5億元新臺幣，并堅持以現金方式當面發放，卻遭到部分縣市拒絕;不久前，一張陳光標在日本地震災區將一名婦人從危房中救出來的照片遭到網友炮轟，不少人嚴詞質問：“你到底是去救援還是去攝影?”

 

    不僅僅是網友，業內人士也對陳光標的高調慈善行為頗多詬病，南都公益基金會理事長徐永光表示：“如果以喪失受贈人的尊嚴來獲得自己的某種滿足，這是一種慈善的暴力行為。” 中山大學教授朱建鋼認為：“這樣的一種慈善行為是對窮人不可抗拒的暴力，讓窮人不得不接受這樣一種傷害。”北京師范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韓俊魁說：“我們凸顯了捐贈者的位置，那種居高臨下的優勢，不管從經濟上還是道德上，所以我不太喜歡全民公益的說法，慈善應該是潤物細無聲的。”

 

    在批評者看來，慈善行為本身無可厚非，但過于高調并由此損害被捐助者尊嚴卻很難令人容忍，這種“施恩”的方式難免令受捐者存在低人一等的自卑感。人與人之間要互相幫助，更需要互相尊重。

 

    而就在“暴力慈善”爭論最為火熱之時，有一種聲音得到了不少人的贊同：“只要他行善，不管是高調還是低調，暴力還是溫和，都應該叫好，而不應該苛責。”

 

“我的高調不是為了個人，也不是為了宣傳個人。”陳光標本人解釋說。

 

    其實，從陳光標多年來的善舉不難看出，無論是汶川地震還是后來的海地地震、智利地震、日本地震，凡是有為難之處，他總會最先出現，雖然他的善款不一定最多，但肯定是第一個做出反應的大陸企業家。行善不甘人后或許就是陳光標的個人風格。

 

    而黃如論的行善風格，則與陳光標形成了鮮明對比。盡管從2005年設立“中華慈善獎”以來，黃如論已連續5年獲此殊榮，近年來也始終占據各類慈善排行榜的前列，但他在捐助時卻絕少讓媒體報道。有一次，組織者在“如論講堂”舉行頒獎典禮，邀請黃如論參加，他得知舉辦地點后堅決不去，認為受自己捐贈并以自己命名的地方參加頒獎典禮，太過張揚了。他始終相信“做善事可得善報”的慈善觀念，并以低調的行善風格受到世人尊敬。

 

    不圖虛名的行善者其實大有人在。在西方國家，每年匿名捐贈的善款高達10億美元。在近期的日本大地震、海嘯及“福島核泄漏”事件中，臺灣就有企業家匿名為日本“福島50壯士”的家屬捐款5000萬臺幣。而此次大災難中，日本本土的企業家進行捐助，當地的各種媒體更是很少報道。

 

    高調或低調都代表慈善家的兩種不同風格和態度，都是中國慈善環境目前所需要的，本無對錯之分。但是高調行善若損害受捐者尊嚴，不顧弱者的形象以粗俗的方式充滿炫耀色彩的四處張揚，那就很容易給人“暴發戶”一夜暴富后給窮人發紅包的印象，濟困救難的本意就會大打折扣。

 

    高調行善不等同于“暴力慈善”。在中國慈善事業剛剛起步的時刻，“暴力慈善”應該引起格外重視，它很容易將慈善理念帶往另一個極端，甚至將社會價值觀推向萬劫不復的深淵。美國慈善之父卡內基曾說過：“富人布施式的慈善與其說是偽善，不如說是作惡。”

 

寬容慈善

 

    “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這是中國歷代讀書人信奉的做人準則，與“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價值觀緊密切合。可是，不少人在飛黃騰達報效天下時，卻困難重重，甚至招致滾滾罵名。

 

    2008年“5·12大地震”當天，萬科宣布捐款220萬元，這在全國企業界動輒千萬、上億元的捐款中并不算多，網友對于萬科捐款數額過低提出質疑。3天之后，王石在博客中回應：“200萬是個適當的數額……每次募捐，普通員工的捐款以10元為限。其意就是不要慈善成為負擔。”

 

    一石激起千層浪，王石被詬病為“王十塊”，從15日到20日，萬科股價大跌12%。6月5日，萬科臨時股東大會高票通過1億元援建四川災區的議案，持續20多天的“捐款門”危機暫告一段落。

 

    2009年10月20日，陳發樹在北京成立新華都慈善基金會，并將個人持有的價值83億元的青島啤酒和紫金礦業的股權捐贈給基金會，占個人財富的45%。但是，陳發樹的慷慨壯舉并未贏來掌聲，媒體紛紛質疑此舉有避稅和通過基金會進行關聯交易的嫌疑。

 

    有記者甚至責問：“基金會注冊資金只有1億元，加上后來補充的6000萬元，依然離83億元相去甚遠，是否存在詐捐行為?”事實上，以股權行善的企業家還有牛根生和曹德旺等人，有價證券并不等于現金，它只是一種承諾，目前國內沒有條文規定，是否兌現完全依靠企業家自律。

 

    2010年11月8日，王健林向金陵大報恩寺重建工程捐贈10億元人民幣，成為有史以來最大數額的單筆個人捐贈。歡喜之余，質疑不斷：重建大報恩寺一直是南京市政府想做的事情，苦于資金短缺，王健林的捐助無異于雪中送炭，萬達當時在南京的地產項目如火如荼，此舉背后難免存在政府公關等商業目的。

 

    無獨有偶，2007年6月5日，農夫山泉曾“一分錢”公益活動，聲稱“每賣出一瓶農夫山泉就為水源地的貧困孩子捐出了一分錢”，輿論一片嘩然，認為此舉存在借公益進行商業炒作之嫌。2008年汶川地震后，王老吉也曾以“捐款一億元”為熱點大肆宣傳，使此前名不見經傳的涼茶品牌一夜爆紅，網友卻一臉鄙夷，認為企業拿慈善做廣告不道德。

 

    陳光標也同樣遭遇過以上諸種責難。他口無遮攔的“裸捐”、“暴力慈善”言論沒少為他帶來麻煩。盡管沒有王石那樣傷痕累累，不過他現場發錢的做法，就避免了陳發樹、曹德旺等人所忍受的煎熬，群眾用雪亮的雙眼時刻緊盯他們的“空頭支票”何時兌現。

 

    廣告炒作也罷，政府公關也好，實際上慈善捐款與商業目的本身并不矛盾，凡是心懷感恩、樂善好施的企業家，都具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其產品、服務質量必然令消費者滿意，口碑也就悄然樹立，自然財源滾滾。可是，目前社會各界顯然對慈善不夠包容，過于苛責。畢竟慈善家們都在身體力行，拿出真金白銀來幫扶有困難的弱勢群體，盡管他們可能存在高調炒作、商業投機的目的，但若沒有違反法律，只是行善方式上的瑕疵，公眾應該原諒。更何況我國目前的慈善事業處于起步階段，任何微小的善舉都如雨后甘霖、雪中送炭，應該受到尊重和鼓勵，而不是圍觀之后的指責和謾罵。

 

    因此，全國工商聯鼓勵企業家把慈善當成一種投資行為，一種商業行為。換而言之，只有將成熟的商業模式應用到慈善中，才能夠促進慈善體制良性循環，實現可持續發展。

 

    等到慈善事業足夠繁榮，世人的道德水準和素質修養都達到一定境界，慈善行為就會變得更純潔、更干凈，沒有任何商業訴求或名利欲望等附著物，“暴力慈善”將沒有市場，商業炒作更會受到道德譴責甚至法律制裁。

 

中外差別

 

    客觀來說，無論是陳光標“暴力慈善”的批評，還是對陳發樹的“詐捐”指責，抑或對王健林“政府公關”質疑的背后，恰恰是我國慈善事業目前所處艱難境況的真實寫照。有沒有一種方式能讓企業家們不因高調而將私心放大?慈善機構不就是為此服務的第三方嗎?

 

    中國的慈善事業還處于嘗試、摸索的初級階段，公益基金的管理體制僵化、不透明導致企業家對捐款的去向存疑屬于普遍現象，善款被挪用、暗箱操作等現象時有發生，企業家將捐款直接發放到受助人手中，既能減少中間環節，而且公正透明，落到實處。

 

    例如，曹德旺曾在捐款時提出如下條件：半年內將2億元善款發放到近10萬農戶手中，差錯率不超過1%，管理費不超過3%，而業內標準是10%。即便如此苛刻，輿論卻一片掌聲，原因就在于公眾對捐款渠道缺乏信任。陳光標的“暴力慈善”，事實上是對公益基金運營方式的變相質問與挑戰，有益于加快慈善體制改革進程。

 

    與陳光標等人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日本企業及企業家們在這次地震和海嘯災難中的表現。雖然有不少的日本企業家為災害踴躍捐款，但在日本的各種媒體上卻很少看到類似的捐贈新聞。

 

    這涉及到的一個是觀念問題、一個是救助體系完善與否的問題。日本的媒體和公眾普遍有這樣一個共識：捐贈是一種功德，但沒必要過分宣揚，否則目的就不純粹了;而對于日本企業家而言，本國救助體系的完善和透明，讓他們可以放心大膽地把錢捐贈給相關慈善機構，而不用自己拋頭露面地親歷親為。

 

    《公益時報》自2004年開始發布中國慈善排行榜，7年間中國民間慈善捐贈增速超過100%，尤其是在2008年之后，關注、參與慈善活動的人激增，企業家們的慈善熱情空前高漲，他們希望將商業領域的成功理念注入到公益領域，讓更多人得到幫助，官方對民間的慈善支持力度也持續增加。

 

    但我國的慈善事業仍有很長的路要走，統計表明，中國擁有80%財富的富人階層只貢獻15%的慈善捐款。一般發達國家慈善捐款占GDP的3%—5%，美國高達9%，而中國還不到0.5%，2009年我國人均慈善捐款額與美國相差7300倍。差距擺在面前，西方的慈善模式值得借鑒。

 

    2010年9月底巴菲特與蓋茨在北京邀請50位中國富豪參加的“慈善晚宴”一度引發空前關注，巴菲特發現一些中國富豪擔心隱私被泄露或家人安全受到威脅，盡管美國也有此類情況，但中國富豪主要是擔憂被誤解，害怕影響聲譽。他認為美國的慈善模式不適合中國，美國文化和中國不一樣，慈善方式也不同。

 

    胡潤百富榜創始人胡潤，認為中國目前存在的突出問題是人們對慈善機構不信任，擔心機構會克扣一部分的錢，畢竟大多數機構正常運作始于1994年，起步較晚，在人才、系統和品牌信任度上還有欠缺。他給出的國外經驗是：除了構建一個比較完善的法律環境之外，企業捐贈時可以給慈善機構捐一筆錢，以保證它正常運作。另外，讓民間慈善機構發揮更大的作用十分重要，他們往往用1塊錢便能夠完成政府需要花費3塊錢完成的事情。

 

    在互聯網高速發展的今天，國內也涌現出一些新的慈善模式，比如總部設在浙江金華的慈善網站“施樂會”：賣家“****”自己的困難，買家通過捐贈行善“購買困難”幫助賣家，這看起來有些類似于C2C的電子商務模式。“施樂會”操作透明，所有善款的銀行匯款截圖公開，也不收取管理費用，善款可全額資助受捐者。這種方式在參與性、專業性、可信任方面都不失為新的嘗試，不過網絡信息良莠不齊、真假難辨，而受捐者、捐助者的信息高度透明，難保不被別有用心的人欺騙，一旦失信于人，“施樂會”將遭受重創。

 

    毋庸置疑的是，中國人的財富觀念和慈善理念正在悄然發生變化，這其中有經濟、社會發展的必然推動因素，也不可否認陳光標等慈善標桿人物奔走呼號、身體力行的標范意義。

 

    客觀來看，財富階層更應該承擔慈善責任，慈善行為一旦避開富豪群體將會十分危險，而且不可持續，在中國慈善的朝霞初升之際，陳光標因“暴力慈善”帶來的暴風驟雨，及時而珍貴，他將讓人們看到更多的慈善選擇，不管是道德層面，還是模式、制度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