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年前，王志東臨時想出的權宜之策，鋪就中國互聯網公司海外上市的唯一坦途;12年后，這個被稱為VIE模式的行業潛規則，被馬云徹底曝光于天下。
面對中國互聯網產業取得的輝煌成就，我們不能說VIE是撒旦，但面對馬云在支付寶股權轉移上明目張膽地公然違約，以及中國秦發的資產轉移，VIE也當不了拯救一切的耶穌。
是到了對VIE模式有所定論的時候，政府有關部門不能繼續坐視不理。
但矛盾之處在于，我們既不能對其施以斷然措施，又不能眼睜睜看著潛在風險慢慢轉化為現實，同時，有關部門在職能方面的空白，又讓我們現在對VIE的監管沒有法律依據。
截至目前，業界各方對VIE的存廢之爭仍在繼續，大家也在期待著一個富有智慧的政策出臺，而它最理想的效果應該是：當你關閉資本市場一扇門的時候，你必須為它開啟另一扇窗戶。
“今天在SuperReturn，大家談的都是VIE，感覺要地震。”華興資本CEO包凡在9月20日發出的這條微博，制造了一種“VIE末日
即將來臨”的錯覺。包凡當時正在香港參加SuperReturn2011年會——一個同時服務于有限合伙人(LP)和一般合伙人(GP)的私募股權會議，每年都頗具規模。
“幾乎所有參會的基金，尤其是投資TMT行業(指IT、媒體和電信3個行業)的基金都感覺緊張，大家都在不停地討論VIE事件。”和包凡一同參會的中國股權投資基金協會總法律顧問曹雪律師也說自己感受到了一種恐慌氣氛。
會議現場氣氛之所以如此，概因商務部新聞發言人在同一天早些時候的公開表態。
當天，商務部新聞發言人沈丹陽在月度新聞發布會上表示，“商務部正在與有關部門研究如何規范協議控制模式(VIE)的做法和行為”。
此話一出，業界嘩然。因為一旦VIE被“規范”，已經上市的互聯網公司可能被要求整改，沒來得及上市的可能再也等不到機會，風投們已投入的巨額資金可能打水漂。
沈丹陽的表述進一步加劇了境內外資本市場對中國VIE前景的一致擔憂。這份擔憂，來自于路透社在2天前發表的一篇報道。
9月18日，路透社稱，大陸和香港四家律師事務所的律師看到了一份據說來自中國證監會的內部報告，報告要求中國國務院采取行動取締VIE。
“這篇報道當時讓我感到像淋了一盆冷水一樣混身冰涼，而證監會的內部報告就像是一柄解剖VIE的手術刀。”一位常年奔波于北京金融街和紐約華爾街的投行人士這樣向《IT時代周刊》形容他聽聞該報告后第一時刻的心情。
VIE結構即協議控制，又稱“可變利益實體”，指離岸公司通過外商獨資企業，與內資公司簽訂一系列協議來成為內資公司業務的實際收益人和資產控制人，以規避中國商務部制定的《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中對于限制類和禁止類行業限制外資進入的規定。而在多年的實際操作中，VIE實質上已經成為國內互聯網公司境外私募與境外上市的唯一途徑。
來自北京的消息強烈地觸動了華爾街投資人的敏感神經，在納斯達克上市的中國互聯網公司當即遭遇強大的做空勢力，百度、搜狐、網易等互聯網公司遭遇普跌，VIE模式在中國的首創者——新浪網的股價當日更是大跌15.17%。
之后一周，中概股全周的累計跌幅遠遠超過美股大盤。納斯達克中國指數9月23日(周五)報收于165.31點，全周下跌12.2%。9月26日，中國概念股再次全線下跌，包括百度、新浪、網易在內的13只股票跌幅超過5%。9月27日，老三大門戶(新浪、網易和搜狐)的股價同時在當日創下近幾個月來的新低。
眼見于此，中國互聯網產業界內頓時驚呼連連，甚至有人發出了“中國互聯網末日來臨”的哀嘆。
第一章 “關閘”風聲撲面欲來
美國中產階級發起的“攻占華爾街”的抗議示威行動至今沒有結束的跡象，惠譽國際也調低了對歐元區經濟前景的展望，全球市場公認此時為赴美上市的歷史最糟窗口時機。但即使如此，京東商城還是在這當口強行啟動了IPO計劃。這比京東CEO劉強東此前公開表態將在公司盈利后的2013年上市的時間大大提前。
10月7日，《IT時代周刊》從投行界人士處獲知，京東已經開始上市的籌備工作，計劃融資40億-50億美元，IPO日期初步確定在2012年上半年。
由于全球經濟不樂觀，加上中國部分上市公司財務造假的事件令投資者變得謹慎，先于京東商城啟動赴美IPO的58同城、凡客誠品、盛大文學和迅雷科技等都止住了腳步。劉強東為何執意鋌而走險?
對此，劉強東以“身在新疆塔克拉瑪干大沙漠某個我都不知道的地方”的言辭傳遞出一種置身事外的態度，但他在支付寶事件期間在微博上發布的激烈言辭，還是讓人找到了分析其理由的線索。
當時，劉強東毫不掩飾地指出：“少數人的不誠信行為，需要全行業埋單!……未來融資將會變得異常艱難!本來以為明年下半年才是電商最艱難的時刻，看來提前了!”
于是有人揣測，從支付寶事件引發VIE模式之爭開始，劉強東就已意識到京東必須加快IPO步伐，否則，一旦國家對VIE協議采取動作，京東可能被關在上市大門之外。
神秘的“內部文件”
率先引發行業震動的是路透社，風暴源是它提及的“證監會內部報告”。9月28日，本刊記者幾經周折，終于拿到了這份令資本市場抓狂的文件。
這份PDF格式的文件看起來是原始文件的掃描版本，其全名為《關于土豆網等互聯網企業境外上市的情況匯報》(下簡稱《情況匯報》)，它在對資本轉移和VIE對國家安全影響的描述上著力頗多，它所闡述的潛在危害性確實足以引發中國監管部門的擔憂。
《情況匯報》指出：“以百度、騰訊、阿里巴巴為例，外資機構通過在海外市場入股(甚至通過戰略投資成為主要股東)上述企業，獲得的大量信息將直接威脅到我國的網絡信息安全，甚至不排除被一些別有用心的國家和機構加以濫用的可能。”
《情況匯報》還認為，協議控制模式已經擴展進入了一批傳統實業企業中，最終形成了上百億元有形資產被“薄薄的”幾頁紙“悄悄”轉移到注冊在海外的殼公司，并“瞞天過海”到海外上市的模式。如果這一漏洞不盡快堵上，將導致國內巨額資產通過這種灰色通道流失海外，其中可能涉及的灰色及不法交易將直接危及國內經濟的平穩健康發展。
根據撰寫者從中透露的信息，信產部(工信部前身)曾多次上報國務院，希望安排互聯網龍頭企業盡早回歸A股市場，以避免我國的互聯網絡國家戰略受制于人，但“由于上述互聯網海外上市企業均涉嫌實質違反我國外資行業準入政策，在實際操作上一直難以解決”。為此，他們在文中呼吁上述情況“應當盡早引起我國最高決策機構的重視，并制定有效的應對機制”。
文章最后部分建議對VIE模式采取“疏堵兼顧”的政策，“堵”的主要手段包括采取VIE模式赴海外上市的企業，必須經過商務部審批并會簽證監會，未經上述兩家機構同意，其他部門不得接受該類協議的備案或認可該類協議;“疏”則包括按照“老人老辦法、新人新辦法”的原則進行新老劃分，對既成事實的“協議控制”境外上市企業暫不進行清理，但可扶持一批明星級互聯網企業在A股上市，同時允許一部分暫時無法境內上市的互聯網企業在境外直接上市。
對于這份《情況匯報》的真實性，中國證監會未置可否，商務部沈丹陽則稱“不知道這個VIE的報告”，但有消息人士告訴《IT時代周刊》，該文件雖然并未使用中國證監會抬頭的信紙，也沒有明確標明收信人，因為“該文件是由證監會直接發給國務院的”，而文件中多次出現的“我會”的字眼可以對應證監會。而同一時期，坊間有人傳稱該文件已有國務院領導批復。
在外界的眾說紛紜中，一位接近證監會的知情人士篤定地表示：“正式文件的出臺不會那么快。”
投資或投報無門
“政策導向生死攸關”，清科研究中心在日前發布的一份報告中，把VIE的存廢前景直接與國家政策相掛鉤。該機構指出，VIE模式是互聯網等輕資產企業“曲線”登陸美國資本市場的主要途徑。VIE如若叫停，首先遭殃的是正在計劃“曲線”海外上市的互聯網企業，如凡客誠品和京東商城等。
清科報告的撰寫人徐衛卿分析認為，即便這些公司現在加速IPO，搶在政策出臺之前完成上市，其未來的融資前景也令人擔憂。境外上市途徑被封堵，境內上市門檻夠不到，中國數千萬的互聯網等輕資產中小企業前途未卜。
張銘(化名)是某知名外資基金的合伙人，他認為中國政府會全盤否定VIE，因為“這將損害中國的國家信譽”。在他看來，對于外資已投的VIE項目，比如新浪在2000年就已經按照VIE模式上市了，如果現在再判其不合法，將很難向海外的股東交代。
據本刊記者了解，諸多外資VC、PE人士都在密切關注VIE監管的最新動向，但大家都對此諱莫如深，不愿公開評論。外資VC王偉(化名)就很擔心：“如果未來中國政府否定VIE結構，這意味著，外資VC、PE在中國已經完成的投資項目將變得一文不值。”此外，還有觀點指出，中國加強VIE監管，受影響最大的，是外資VC、PE已經投資且需要退出的VIE項目。“他們可能會重新評估到海外上市的方法和途徑。”王偉說。
依據清科研究中心提供的數據，僅在2007年到2011年上半年，VC/PE投資到廣義互聯網行業的投資案例數達到776起，投資金額達57.95億美元。而廣義互聯網行業的企業絕大部分都采取了VIE結構。VIE如果被取締，數億美元的投資退出渠道被堵，回報無門。
一直以來，VIE結構是美元基金實現境外退出的主要方式之一，該結構如若被否，對手持美元基金的境內外創投機構打擊巨大。如果政策收緊，美元基金頹勢漸現，機構或將快速轉型，調整策略，將重心偏移到人民幣基金上。在目前二級市場持續走跌，政策不確定性不斷加劇的情況下，VC、PE機構對于項目退出預期普遍持有相對謹慎的態度。一位已經投資了VIE結構企業的VC工作人員就表示自己很擔憂目前的形勢，正在考慮回購或其他退出方式，然而，“跨境回購非常難”。
為此，清科集團董事長倪正東在微博上公開呼吁，“請政策監管當局權衡考量”。
事實上，正是目前VIE模式存在監管真空，導致海外上市的中概股不斷發生“事故”，而各方監管機構均對此難以履行監管職責。
最近一年，“做空中國”儼然成了華爾街最重要的投資主題之一，而此番傳出VIE模式可能被禁的消息，無疑讓美國做空機構再次看到了掘金中國概念股的機會。這也就意味著新浪、搜狐、網易和百度等公司的市值有可能進一步蒸發。
第二章 出生即帶著“原罪”
1999年8月，王志東剛一接任新浪CEO，就著手操作在納斯達克上市的計劃。他原以為當年年底即可上市，令人意外的是，上市進程被一紙法律意見書困住了。
按程序，中國公司要在納斯達克上市，必須要由一個有資質的律師出具法律意見書，以證明申請上市的公司沒有法律問題。律師向相關部門咨詢后得到的結論是“不知道新浪境外上市是否合法”。因此，證監會不出具意見，律師就不敢寫。整個事情暫時停了下來。
在此之前，商務部《外資并購境內企業暫行規定》和國家發改委《外商投資企業指導目錄》中均有規定，郵電通信業屬于禁止外商投資行業。當年9月底，時任信產部部長的吳基傳在一次講話中認定互聯網內容服務(ICP)為電信增值服務，因此，這塊市場不允許外資進入。而境內網絡公司申請海外上市，必須把涉及網絡內容服務(ICP)的相關業務和資產分離出來，否則，官方劃定的上市之道對新浪來說就走不通。
就在王志東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之時，有領導給王志東指了條路：剝離ICP，走VIE模式。
得到啟示后，新浪趕緊拿出了一個剝離方案初稿：上市的新浪公司是一家在開曼群島注冊的殼公司(以下簡稱“控股公司”)，它在中國境內擁有完全獨資的技術公司(WOFE)(以下簡稱“技術公司”)，還另有一家在國內注冊的純內資網站公司——新浪網(sina.com.cn)，后者擁有開展門戶業務所必需的ICP牌照。然后，技術公司通過一系列“完整周密”的合同安排，取得向新浪網獨家提供技術服務的權力，新浪網則將其全部收入和利潤轉移給技術公司。
王志東這個方案，繞開了中國公司境外上市的政策障礙，得到了信產部的認同。
美國時間2000年4月13日，新浪在納斯達克正式掛牌交易。但誰也沒想到，王志東為上市臨時想出的權宜之策，不僅成為搜狐、網易、新東方、百度、騰訊、阿里巴巴等所有中國互聯網公司境外上市的唯一途徑，更為今天的VIE爭議埋下伏筆。
馬云扯了遮羞的窗戶紙
“如果不是一家大公司做了一件大事情，VIE不會被翻出來講。”IDG資本合伙人章蘇陽對《IT時代周刊》說。
沒有人懷疑，章蘇陽指的大公司是支付寶，它的當家人是捅破了VIE窗戶紙的馬云。報告顯示，目前支付寶在中國第三方支付市場的份額達到51.2%，占據行業絕對優勢。
2010年6月，央行以2號令的方式出臺《非金融機構支付服務的管理辦法》，其中包含針對第三方支付企業“外資設限”的規定。
為了讓支付寶入圍央行首批支付牌照的發放名單，2009年6月，由馬云和另外一個自然人發起成立的浙江阿里巴巴公司收購支付寶70%的股權，去年8月又收購了剩下30%的股權。而支付寶原本是由阿里巴巴集團通過全資子公司AlipayE-commerceCorp.(下稱Alipay，注冊于開曼群島)100%控股的公司。
馬云稱，2009年7月，阿里巴巴集團董事會曾授權管理層為獲得第三方支付牌照去做支付寶的股權轉移，有會議紀要為證，但阿里的外資股東——軟銀的孫正義和雅虎的楊致遠均表示，“只要協議控制就可以”。
據了解，孫、楊二人所謂的“協議控制”方案是指，成立純內資的企業獲取運營牌照，用外資公司通過相關協議(非股權)實際控制該內資公司。而按照馬云的說法，兩次支付寶的股權轉移都處于協議控制下。
今年第一季度，央行又發函，要求牌照單位專門書面聲明其是否為境外資本通過“持股、協議或其他安排”實際控制。
或許是太急于成為首批牌照的擁有者，馬云在遞交申請的前一天，未經雅虎和軟銀董事代表的許可，單方面終止了協議控制，并于第二天將此事通知了雅虎和軟銀等股東，隨即啟動了補償談判。
馬云此舉頓時引來輿論嘩然，不少人公開批評馬云違背了契約精神和商業道德。在后來的新聞發布會上，馬云為了證明自己的行為合規合法，居然將矛頭指向VIE模式的合法性，“央行到現在還在問我們到底有沒有協議控制，別人肯定有協議控制的，我不管，別人犯法，我們不能犯法”。
至此，馬云把在中國互聯網行業潛行了10多年的VIE模式攤在了審視的陽光之下，它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戰。
有媒體報道稱，上市前新浪曾向相關監管部門作過請示，但政府部門未有明確表態，至支付寶事件爆發前，VIE模式合法性的話題一直是互聯網和資本人士討論的禁區，但在潛意識里，大家都將政府不置可否的態度理解為“默許”。但現在，一切用于遮羞的窗戶紙都蕩然無存。
VIE風險一直存在
在支付寶事件中，馬云之所以認為自己的行為“不完美，但正確”，是因為他覺得自己完全執著于遵守國家、央行之法規。
不止央行，國家發改委和商務部也通過聯合頒布的《外商產業投資指導目錄》，將中國產業領域劃分為“鼓勵外商投資產業目錄”、“限制外商投資產業目錄”和“禁止外商投資產業目錄”三個大類，以求對外資投資進行掌控。
“VIE本身就是為了避開監管而特別設立的，尤其是對于那些身處限制類行業的上市企業而言，其意圖更為明顯。”錦天城律師事務所合伙人黃志國解釋說。而實際上，除了政府監管可能面臨“被逃避”的風險，VIE模式的各相關方都可能遭遇潛在的政策風險。
據介紹，采用VIE模式后的新浪在上市招股書中就對投資者進行過風險提示：由于中國政府嚴禁外資直接在華提供互聯網和廣告服務，我們與國內持有ICP牌照的公司無任何股權關系，只是用協議合同將其綁定，我們對這些業務所有權的控制可能會受到中國政府政策變動的影響。
只不過，新浪的成功讓人忘卻了風險。近11年來，眾多中國互聯網公司的蕭規曹隨，更讓業界對VIE模式的潛在風險漸漸放松了警惕，認為危險離他們還很遠。
馬云用實際行動展現了VIE潛在風險的威力：先單方面終止協議控制，然后啟動對外資股東的補償談判。無論是軟銀還是雅虎，都被馬云置于被動的境地。因此，他們是這場事件的受害者，也是VIE模式的受害者。
再如，上海天一營銷策劃廣告有限公司董事長任輝當年就遭遇過因境內資產被轉移而討債無門的尷尬。璽誠傳媒也采用了VIE結構，但在2007年，其海外上市主體轉讓給了分眾傳媒，璽誠的原股東，包括眾多PE機構都落袋為安。而在國內，璽誠的運營實體則隨著股權轉讓變成一個沒有任何資產的空殼。最終，任輝打贏了與璽誠的官司，卻無處討債。
在海華永泰律師事務所合伙人、律師婁鶴看來，VIE模式造成的風險事件以前一直都有，只不過因為馬云、阿里、軟銀、雅虎等的知名度使得這種風險被全天下關注。
而在前述內部文件《情況匯報》中更是提及，在最近幾年，VIE模式開始變為傳統行業逃避外匯監管、向境外逐步轉移資產的重要方式。
2009年，國內最大的民營煤炭貿易企業中國秦發在香港上市。令人震驚的是，這一總資產數十億元的傳統企業也采取了VIE模式。
分析人士指出，中國秦發的模式源于新浪模式，但是性質已有實質變化。原來用于“規避”外資行業準入的方法，現今淪為財富外流的手段和捷徑。此前采取的協議控制模式，主要是涉及外商限制投資的行業，主要適用于互聯網等輕資產型企業，中國秦發卻將它適用的行業范圍大幅擴展到其他傳統行業，使其“放之四海而皆準”。
據介紹，在中國秦發之前的諸多協議控制海外上市案例中，律師和券商等中介機構一直避免涉及重資產行業，但在中國秦發的案例中，操作手段變得非常簡單：直接以象征性協議價格獲得境內幾億元凈資產公司的控制權和收入。此后，中國秦發模式被紛紛效仿：2010年底在香港上市的熔盛重工通過類似方式控制了數十億元的境內資產，今年6月份在香港招股上市的翔宇疏浚有限公司也采取了上述協議控制模式。
因此，《情況匯報》的撰寫者指出：“與其他轉移資產的方式相比，這一模式極易復制，且繞開了政府部門的所有審批程序(據中國秦發的中國法律顧問稱，該交易只需在當地(縣級)稅務部門備案即可)。未來，幾乎所有企業都可以模仿這種方式，將實際利益轉移到境外，即企業的資產形式上還在中國境內，但是其未來的收益權已經全部、永久地轉到境外。”
“VIE的一系列合同都是普通商業合同，很難查證和定性。”一位律師向本刊記者道出了審查VIE模式的難點。
據資本市場人士介紹，中國所指的VIE一般由三部分架構組成，即境外上市主體、境內外資全資子公司(WhollyForeignOwnedEnterprise)和目標公司(外資受限業務牌照持有者)，以便同時通過境外上市主體進行海外融資和目標公司在境內取得牌照。
在這種VIE結構中，境內外資全資子公司和目標公司一般通過簽訂5-6個協議來設立其控制與被控制關系，主要包括：資產運營控制協議、借款合同、股權質押協議、認股選擇權協議、投票權協議、獨家服務協議等。其中，只有股權質押協議對于監管機構來說便于查證，因其需要向監管部門登記，其他如借款合同、獨家服務協議等，只是當事人基于公平自愿原則私下簽訂，既無需向官方備案，也很難單獨通過協議來判斷合同雙方是否處于VIE結構中。
有會計業人士對這些合同和法律文書分析后指出，目前可被有效監察的應該只有上市公司，因其資料公開，但要全面控制非上市公司的VIE很難。
同時，另有業內人士向本刊記者表示，出于市場影響力的考慮，境外公司與境內企業的名稱往往保持一致或相似。同時，高管和股東成員多有重疊，辦公場所臨近。通過這些現象即可輕易判斷境內公司與外商投資企業乃至境外上市公司是否關聯，再由此細查各方之間的關聯交易，有無涉及貸款、資產運營控制、獨家服務等關聯往來，即可判斷出是否VIE結構。但他也承認：“如果在公司名稱等這些方面刻意規避，還是很難查出。”
第三章 考驗當局智慧
業內人士普遍認為，在處理VIE問題上，決策當局必須要有解決問題的智慧。
“新浪首開ICP行業協議控制并獲工信部最終認可，就是先例。怎可低估中國決策當局改革開放的決心和智慧?”一位投資界人士稱。
“我國對VIE模式明確的禁止性規定早在兩年前即已出現，只不過這種規定局限在行業內部，沒有引起廣泛的熱議。”上海一家知名律師事務所的合伙人說。
監管權之爭
VIE是中國獨創的模式，存在了多年，但中國政府方面對此一直持模糊態度。而在本質上，VIE不存在一個清晰的審批程序，因為它本身是對監管政策的一種規避。
VIE最刻意規避的目標，是《外商產業投資指導目錄》中對外資進入ICP行業的限制，這一政策文件將中國的產業領域劃分為鼓勵外資進入、限制外資進入和禁止外資進入三類。而當限制類和禁止類行業需要在外融資時，就只有設計出一個VIE結構來規避。
因為對VIE的監管一直處于模糊狀態，多個相關部委都希望能將之納入自己的管轄范圍中。商務部門和外匯管理部門就陸續出過相關文件。
2005年10月，國家外匯管理局(以下簡稱“外管局”)出臺“75號文”，規定企業設立境外SPV公司(特殊目的公司)以及返程投資，不用同時去商務部和外管局兩線報批，只需前往所在地的外匯管理分局、外匯管理部申請辦理境外投資外匯登記手續。
2006年8月8日，商務部聯合國資委、國家稅務總局、國家工商總局、證監會和外管局等部委共同發布了《關于外國投資者并購境內企業的規定》(簡稱“10號文”)，規定境內公司在境外設立SPV，應向商務部申請辦理核準手續，SPV境外上市交易，則應經證監會批準。
“10號文”還規定，企業和個人前往境外設立特殊目的公司必須到商務部報批。而且須報送SPV公司最終控制人的身份證明文件和境外上市商業計劃書，之后才能去外管局辦理外匯登記。
證監會也在爭奪話語權，“10號文”第40條中規定，特殊目的公司境外上市交易，應經國務院證券監督管理機構批準。業界的說法是，“10號文“的第40條規定是在頒布之前證監會堅持加進去的。
一位創投業內部人士則透露，總體上來說，國家在這幾年對VIE的監管是很微妙的。比如，“75號文”的規定是，只要不出現協議控制、VIE等字樣，有關部門就給備案，否則不給備案。但外管局心里其實很清楚，這就是VIE結構。
馬云與雅虎爭奪支付寶控制權的風波引爆了VIE爭論之后，不論是沈丹陽稱“商務部將與有關部門研究如何規范協議控制模式(VIE)的做法和行為”，還是前述的證監會的內部文件，都被一些業界人士解讀為各大部委再次趁機擴權。
“說是要規范化，無非是多收點保護費。但這也總比現在不明不白的好。”據上述創投業內部人士觀察，目前各大部委都在試探性地釋放監管信號，而不斷發聲背后的目的，依然是為了擴大自己的權力空間。
可能傾向“備案制”
對于VIE可能納入監管體系的幾種方式——取締(嚴格禁止)、審批(或核準)、備案等，上海一家知名律師事務所的合伙人認為“備案制可能更適合時下的情況”。
這位合伙人指出，從現實情況來看，取締VIE不太可能，它已在中國風行十多年，使用VIE模式在境外上市的中國互聯網企業接近40家，總市值約1600億美元，如若取締，市場震動就會加劇。VIE新政消息甫一傳出，VIE模式首創者新浪的股價即告暴跌15%。“由此足見政策影響之大，監管層估計不會貿然行動。”該合伙人說。
值得注意的是，互聯網資深人士謝文日前對外表示：“這事(王)岐山副總理已經有批示，要尊重歷史，承認VIE的合法性，并有所管理。商務部已經根據這一精神發了文，應該不會否定VIE了。”
那么，如果既不取締又要加強監管，國家有關部門會采取何種措施?
上述合伙人認為：“監管層不太可能采用審批制，因為VIE模式本身是使禁止外商投資的行業實現海外上市，如果監管層再設計一種審批制度，批準某某禁止外商投資行業的VIE模式合法的話，這等于是自相矛盾。”
但恰恰是這樣的歷史背景導致了監管層的政策難以出臺。不監管，VIE可能問題頻發，監管又會與既往政策相矛盾。因此，有觀點認為備案制或可解決這一問題，它既不會導致政策上的矛盾或沖突，也是漸進式監管的有效方式。
事實上，備案制在歷史上曾被多次運用。比如，在有關中國自然人境外投資的問題上，一直以來國家都沒有出臺是禁止還是允許的政策，但隨著這種投資的增多以及境外上市的外匯監管逐漸加強，外管局發布“75號文”對境內自然人的境外投資行為進行外匯登記備案，這其實是實行有效監管的第一步。
據業內人士介紹，一個VIE模式設計下來，除了海外結構所需的時間，在國內設立一個境內外資全資子公司，并完成一系列的協議簽署，基本上一個月就能搞定，除非協議起草或討論的時間太長。
因此，“如果監管層一旦將VIE納入監管，即使是備案制，這個時間也將變得不可確定，這一定層面上也可能會影響企業的上市時機”。上述合伙人表示。
不過，已經有企業在VIE模式引發監管層關注的時候調整了自身策略。舉賢網總裁王尚峰就表明公司以后每一輪的募資對象主要集中在內資。舉賢網的做法表明了，在VIE如何監管不確定之時，企業的募資方向已在調整、轉向。
英國西盟斯律師事務所合伙人王德全在9月21日對外表示，監管機構研究規范VIE公司結構可以理解，但“政策越早明確越好”。“很多境外投資的基金，投資機構都在看這個問題，我們也經常接到各種各樣的詢問，都是關于這方面的。”他說。
而易凱資本CEO王冉則認為，會有一撥電商趕在證監會出臺新政策前流血上市，他對此形容稱：“暴雨天出門的，都是不得不出的。”
王冉的這句話，不正是匆促準備上市的劉強東的心情寫照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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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標題：撒旦VIE 出生即帶著原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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