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日，中國商務部對歐盟多晶硅發起了“雙反”(反補貼、反傾銷)立案調查。這被看作是針對9月6日歐盟委員會對中國太陽能電池板發起反傾銷調查的一次反擊。要知道，歐盟是中國光伏產品最大的出口市場，此案直接關系到中國光伏產業的存亡。
相比中歐間的貿易爭端，美國在貿易問題上對華的態度更為強硬。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上月華為和中興在美受阻的消息。在經過長達一年的調查后，美國眾議院得出“結論”稱，華為及其規模較小的競爭對手中興對美國國家安全構成威脅，在美國開展業務應當受到限制。
事實上，華為和中興只是眾多中國公司海外受挫的縮影。近一年多來，單是來自美國方方面面的對中國企業打壓的新聞就不絕于耳。除了渾水等公司對中國概念股的做空外，今年5月17日，美國商務部就已初步裁定了針對中國對美出口的光伏產品征收反傾銷稅。9月19日，美國又宣布就中國向汽車及汽車零部件出口的補貼提起申訴。之后，美國總統奧巴馬阻止了三一重工關聯企業在美國建立風電場，理由是風電場的位置靠近一個無人機試驗場所。
眾多東西方評論家都在指責，美國對待華為和中興的態度是一種貿易保護主義。對此，博斯公司大中華區董事長謝祖墀稱，“在全球化的過程中，貿易保護主義總會以不同的形式出現。”對華為和中興而言，在這個越來越復雜的全球博弈時代，對話的元素已經涵蓋了美國政府、中國政府、美國企業、中國企業甚至媒體和消費者。那么，公司該如何采取針對性的國際化策略，去應對未來的國際競爭？如何把這種挑戰變為機遇，成為一個完整的“世界公民”？
市場進退
盡管華為長期以來堅持在美國投資，并在當地建立研發中心、銷售團隊和安全架構，但公司仍然不斷受到排斥。
眾所周知的例子是華為與思科長達十年的沖突。2003年，美國思科公司就以侵犯知識產權的名義起訴華為，雖然最后的結果是雙方和解，思科承諾不再以同樣的名義起訴華為，但兩家公司的明爭暗斗卻從未停止。
與之相應的是，這十年間，思科與華為間的競爭關系與強弱格局已經發生顛覆性的變化。2000年，思科的銷售額達180億美元，市值一度高達5500億美元，是全球市值最大的公司，相比之下，彼時的華為銷售額只有220億人民幣，海外銷售額為1億多美元。
而自此之后的10年，思科的增長明顯放緩，到了2011年，思科的銷售額為432億美元，比10年前只增長了一倍多，員工數量從3萬多人增加到7萬多人，也增加了一倍多，而市值下降到峰值的五分之一。
再來看華為，公司如今的員工數已達到14.6萬人，2011年的銷售額達2039億人民幣，合324多億美元，是2000年的10倍，其中海外收入占了六成。華為的市場在不斷擴張，而思科的市場份額則日漸萎縮，越來越向美國本土撤退。
盡管思科否認自己是美國國會調查華為的幕后推手，但在不少人看來，此次事件是華為與思科知識產權之爭的延續和升級。只要思科想方設法地阻止華為搶奪其在美國本土市場的份額，那么華為在美國這個全球最大市場只能吃到一小塊蛋糕。要知道，美國公司每年在電信設備上的投入高達300億美元，并且隨著整個行業網絡升級到4G技術，這一投入還將大幅上升。
除了競爭對手的因素，華為在美國的業務開展還受到了方方面面的阻力。
由于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反對，華為在2008年被迫放棄與貝恩資本聯手競購美國網絡設備制造商3Com。2010年，在美國商務部長致電通信公司Sprint的管理層，表達了對華為的擔憂后，華為在對Sprint一筆大額合同的競標中輸給了競爭對手。2011年2月，由于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的再次否決，華為放棄了購買美國科技公司3Leaf專利的計劃。
當月，華為副董事長胡侯崑就發表公開信，希望美國公開調查華為公司，以澄清長期存在的有關華為可能威脅美國國家安全的指責。而到了去年下半年，華為又被美國政府以“國家安全”為由，排除在美國全國應急網絡的競標外。
受到種種不友好的待遇后，華為過去幾年一直試圖在全球市場上改變公司形象——希望人們對它的印象從一家不按規矩出牌的龐大的網絡供應商，轉變為一家透明、創新、守法的高科技企業。今年年初，華為宣布斥資60億美元從博通(Broadcom)、高通(Qualcomm)和安華高科技(Avago Technologies)采購處理器和其他組件，這被視為華為向美國企業示好的最新舉措。
在華東理工大學商學院院長吳柏均看來，華為幾次三番地在美國市場受阻并不令人奇怪。“事實上，經濟蕭條時期的貿易保護主義由來已久”，他表示，“在繁榮時期，那些主導全球供應鏈體系和市場的國家和企業是自由貿易的推動者，而一旦經濟衰退，外部市場的增長不明顯，他們就會實行貿易保護，這種狀況一直要持續到經濟恢復。”
競爭環境巨變
應該說，華為的遭遇頗為典型，它折射了近年來中國企業在國際化進程中的不同階段。羅蘭貝格咨詢公司合伙人丁杰指出，二三十年前，中國產品剛進入美國時，還處于“產品國際化”的初級階段，競爭優勢幾乎完全體現在低廉的價格上。
經過數十年的滲透，依靠人口紅利的國際化過程已基本完成。“中國企業在成本制勝的領域幾乎已經把全球的份額占得差不多了，”丁杰指出，“無論是衣服、鞋帽還是空調這類初級的工業品，中國都占了世界產量的50%以上，不可能再有很大增長。”
接下來，中國便出現了一些不再單純以價格優勢占領國際市場的企業。它們的產品開始擁有明顯的技術含量或附加值，同時具備一定的成本優勢。
“很明顯，華為、中興這類企業成長起來后，下一階段的競爭會由依賴成本要素的初級階段轉向技術、品牌要素的競爭，這是非常大的變化。”丁杰說道。
與之相應的是，美國阻止中國企業進入的理由也經歷了各階段的變化。最初，美國政府以反傾銷的理由阻止了大量具備明顯價格優勢的中國制造的產品，這一手段至今仍在使用，但已不是主流。隨著中國企業逐步加大研發力量，產品擁有一定的技術含量后，“侵犯知識產權”成了美國企業和政府阻止中國公司國際化的新理由。
但這一次，華為受阻的理由和以往任何一次有所不同，因為上升到了“國家安全”的高度。換言之，美國政府似乎將不同的中國企業區分對待，對于無品牌的代工企業，或有品牌但缺乏核心技術的企業會稍加阻擾；對于華為、中興等具備核心實力的企業，則會橫加阻攔。
在丁杰眼里，華為和中興的受挫從另一個角度看有著積極的一面——畢竟，優秀的中國企業已經能夠讓美國政府及行業巨頭感到威脅。與此同時，中國企業國際化的大環境也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隨著中國公司以“攪局者”的形象崛起，被排擠和打壓很可能成為未來的一種常態。
“應該說，面對中國企業的異軍突起，國外也有一個接受的過程，我感覺一時間大家都會不太適應。”丁杰稱，“一方面，過去幾十年中國制造已經牢牢樹立起低質低價的形象，現在以技術和品牌的方式競爭時，其他國家可能需要一個調整認識的過程。另一方面，國內本身的輿論環境也不盡人意，類似于食品安全等問題時有發生，這也會對希望海外拓展的品牌造成傷害，等于一個負面的背書。”
這與博斯公司大中華區董事長謝祖墀的觀點相似。在他看來，中國企業進入西方市場時總會或多或少地受到排斥，就像七八十年代日本汽車進入美國市場后引起很大的反彈一樣，必須經過一段時間的融入和磨合。
拋開表面的“企業形象”因素，或許背后更為深層的原因是，中國企業整體還未進入全球供應鏈中的核心環節，導致中國公司在全球競爭中的話語權不強。用吳柏均的話說，絕大部分中國企業只是在全球的供應鏈體系中扮演一個加工的角色，并未構建起一個生產協作體系，“單靠華為單槍匹馬地深入西方陣營里去很難”。只有中國企業整體的生產研發能力得到提升，并在全球供應鏈體系中擁有強大的力量，這些問題才能迎刃而解。
但無論如何，依靠成本優勢發展的時代已經過去，“華為和中興的這一關總得要過”，丁杰稱。進一步說，改變中國企業形象與實力的責任會落在這些市場領先者身上，它們需要率先沖破封鎖的天花板——當然，這很可能要付出比其他公司更多的努力，“許多時候需要作出一些犧牲。” 上一頁1 2 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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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標題：華為遇阻折射競爭環境巨變 排擠將成常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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