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某個焦慮時刻，當你拿起電話撥打政府公共服務熱線的時候，最可能的結果會是什么？
一個剛剛出爐的答案是：你有1/5的可能性，發現熱線打不通；而在能打通的熱線中，你有1/3的可能性需要撥打兩次以上；越是政府職能部門的直屬熱線，打不通的幾率越高；如果與肯德基、麥當勞這些耳熟能詳的商業服務熱線作比較，會有超過2/3的政府公共熱線敗下陣來。
2月7日，國內第三方調查機構零點研究咨詢集團零點公共呼叫中心(以下簡稱“零點”)首次面向社會發布《全國公共服務熱線服務質量獨立測評報告》。在針對全國25個省市的207條公共服務熱線進行了3個月的獨立測評后，該報告得出上述結論。
“對于政府來說，公共服務熱線不算什么大事兒。但對每一個撥打電話的老百姓來說，這個電話沒打通，政府做的那些大事兒，沒準就沒有意義了！” 零點董事長袁岳說。
算是服務，卻遠遠稱不上是完美的服務
零點公司從1992年起便開展民意調查，對公共政策進行測評。袁岳有一個明顯的感覺，在2004年中央提出以人為本、構建和諧社會的理念后，官員們對于民意的重視程度空前提高。
“老百姓的意見我們要聽啊。”袁岳接觸到的官員經常發出類似感慨。
毫無疑問，熱線是采集民意必不可少的渠道。
事實上，早在1982年，全國便統一了火災報警電話119。1986年，廣州市公安局建立了全國首個110報警服務臺。隨后120急救中心服務熱線、122道路交通事故服務熱線、114查號臺等公共服務熱線也相繼出現。
而最近5年，各級地方政府創建公共服務熱線的熱情空前高漲。曾有媒體統計，截至2010年，僅浙江省臺州市涉及公共服務的熱線電話就有100多條。
袁岳告訴記者，如今政府公共服務熱線總量已經占到國內所有服務熱線數量的12%，呼叫坐席數已達5萬左右，“絕對是世界第一”。
數量上的井噴帶來的并不全是好消息：很多5位號碼相近，老百姓反映記不得；好不容易記得，又不易打通；通了以后又推諉至他處，問題始終無法解決。
時間一長，有些熱線便會變冷線，慢慢地連號碼都荒廢了。
類似的感受袁岳本人也曾經歷過。在一次節假日期間的旅行中，乘坐的飛機因故停飛，袁岳試著撥打了一個旅游投訴熱線，“心里就知道它是打不通的”，結果一打果然不通。
這讓曾在美國留學的袁岳聯想到紐約的公共服務熱線設計。在紐約，公共服務熱線在節假日會啟動4倍于常規時段的電話服務容量，“相當于是個6車道，平時走4輛車，車流緊張的時候也夠用”。
“咱們的熱線呢？平時沒事兒，真有事兒的時候就沒你啥事兒了。”袁岳打趣道。
這樣的判斷在此次的《全國公共服務熱線服務質量獨立測評報告》中部分得到了印證。
比如，有21%的熱線撥打失敗，其中不乏空號錯號，長期占線，以及欠費停機。
比如，在撥打成功的熱線中，有33.3%的熱線無法實現一次性接通。
以“神秘顧客方式”參與此次監測的零點公共呼叫中心員工楊波告訴記者，午休時間與下班時間的公共服務熱線“幾乎無人接聽”，“大部分公共服務熱線往往按照政府時間安排”。
而按照國際標準，服務時間應該按照話務量來安排，“恰恰他們去休息的時候，是老百姓閑下來想反映問題的時候”。
事實上，即使在打通的電話樣本中，測評結果也并不樂觀。
“呼叫行業的基本標準之一是，語音中是否含有笑意。語言的節奏也很重要，對方如果是急性子，你的語速應該加快，對方如果是慢性子，你的語速也應該慢下來。”楊波介紹。
但在電話的另一頭，傳來的低沉聲音卻總讓楊波想到“大爺”這兩個字。更鬧心的是，有超過四成的熱線工作人員會比她更早掛掉電話。
“你說它不是服務嗎？它也算是服務，卻遠遠稱不上是完美的服務。”零點公共呼叫中心總經理班淼琦這樣評價此次調研的對象們。
在測評中，調研人員將公共服務熱線分為政府綜合熱線、職能部門熱線、公用事業服務熱線和第三方服務熱線。結果顯示，第三方服務熱線達標率最高，為60%，而職能部門的達標率僅有17.9%。
袁岳笑稱：“越是權威部門的熱線，可能越冷，大部分公務員是要體現權威的，在這兒怎么能轉變成服務員呢？”
真正想做好熱線工作，不只需要解決技術層面的問題
面對政府公共熱線激增的數量與堪憂的質量，袁岳不止一次提出了這樣的觀點：“你開了這么多熱線，全都是政府的公共承諾，如果承諾了卻沒有實現，老百姓就會認為你沒有公信力。”
事實上，即使在紐約，政府公共熱線的發展也曾一度面臨困境。在“911”發生之前，紐約市政府下屬各局有40個部門接聽市民電話，眾多的電話號碼加在一起有14頁紙。
而當面對那場重大災難時，常規秩序被打破，這些繁復的公共熱線卻反映不佳，很多紐約市民反映“找不到能解決問題的部門了”。也正是在那次危機之后，紐約市政府信息技術與電信局將40余條熱線合為一條311公共服務熱線。
“這就避免了各個部門的相互推諉。這條熱線會告訴你多少個小時后會有哪個部門和你聯系，問題會在多少天后解決，然后它還會回訪你，如果問題沒有解決，它就可以去問責相關部門。”袁岳介紹。
“你會發現，真正想做好熱線工作，不只需要解決技術層面的問題，還涉及對各個部門的考核權問題。”班淼琦說，“這意味著，只有一把手或者二把手看重熱線工作，才有可能形成對各個部門的約束力。”
但在袁岳看來，眾多公共熱線的冷線化意味著它們仍舊“只是被拿來說事兒”，而沒有“真的被當成一回事兒”。在這其中，不乏一些頗值得玩味的細節。
比如，前熱后冷。袁岳發現，一些地級市的直屬職能部門剛開始開通熱線時紅紅火火，還要花錢在報紙上作宣傳。后來財政撥款逐年減少直到不再撥款，以至于這個呼叫中心熱線變成冷線，不得不靠給旅館做呼叫熱線維持運營。班淼琦也記得，有些城市的政府服務熱線起步很早，后來領導不再支持，來電量越來越小，七八十個的坐席規模竟然萎縮到三四個，有時候，這些城市的市民不得不跨省將咨詢電話打到北京來咨詢。
比如，此官熱，彼官冷。在大多數地方政府，公共熱線既不是經濟的事，也不是政法的事，并不算是政府的中心工作，亦不會納入政績考核體系。即使有領導重視了兩年，算是行政管理創新，辦的時候是創新的事，前人干過了就不算是創新了，熱線便很難常熱。
在整個調研報告中，仍有一些政府部門的公共服務熱線整體表現較好，比如衛生部門、信訪部門。在袁岳看來，這是由于“當來自下面的壓力比較大時，上面也會重視”。
政府管理體制創新過程中，公共熱線像是一個排頭兵
在開始進行政府公共管理熱線調研之前，袁岳曾專程去臺北參觀了1999市民熱線。
在臺北災害緊急反應中心大樓一個500多平方米的辦公空間內，99名接線員與督導員在其中工作。其中1/3坐席專為年輕人提供視頻通話服務，還有一些坐席可為殘疾人提供手語呼叫服務。
這條熱線效仿了紐約的311熱線，作為市政府所有部門的總機，這條提供24小時服務的熱線有市政咨詢、轉接市民來電、接受市民申訴、受理市民派工等職能，其中明確承諾限時解決的派工服務有18項，包括動物噪音、違規停車、鄰里無主垃圾清運、用戶漏水無水等。
令袁岳印象深刻的是，一個名叫“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的部門主管熱線服務，它的位置與大陸的“績效辦”相似，負責政府政績考核。因此，對熱線電話所反映問題的處理滿意程度，將直接成為各個部門工作成效的考核依據。
袁岳記得，在臺北1999市民熱線的廣告中曾有這樣一個真實的故事：一個市民撥通了公共熱線，想找回丟失的小狗。熱線立刻將此事通知環衛部門，環衛部門也在第一時間通知了全市所有清潔車輛，“請注意這樣一條小狗....。.”最終1999熱線幫助市民找回了丟失的小狗。
“小狗都幫你找，何況其他呢？”袁岳分析，臺北公共熱線的受重視程度很高，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熱線直接關乎選民感受，因此往往成為候選人展示親民形象的舞臺。
班淼琦也記得，在臺北出差時，每逢節假日，電視里會出現專門為通報公共熱線服務狀況而制作的新聞。
袁岳認為，在整個政府管理體制創新過程中，公共熱線像是一個排頭兵，“往往就是因為這部分問題沒處理好，老百姓才會直接罵娘罵到領導頭上去”。
去年8月底，成都市文明熱線“96110”正式開通。開通兩周，成都市市長葛紅林先后兩次到熱線辦公地點視察。
在去年一次電視節目的錄制過程中，葛紅林是嘉賓之一。節目錄制間隙，擔任主持人的袁岳和葛紅林提起關于一市一號的發展模式。
“哎！我正要搞這個，咱們是一拍即合。”葛紅林當即表態，“想要干的就是你那個東西。”
讓袁岳印象深刻的是，成都市指定成都傳媒集團主辦“96110”文明熱線，可以同時起到“宣傳與曝光”的雙重作用。
“市長重視當然是好事，更重要的是，政府的理念真的可以從管理轉向服務。”袁岳也強調，從20年前老百姓想找政府都不知道怎么找，到官方允許民間對公共服務熱線進行調研與批評，“這本身就是社會在進步”。
據悉，零點公共呼叫中心將在2012年進行第二次政府公共熱線測評，可能的變化是，將點名公布全國最差的20條政府公共服務熱線。
“要刺激刺激他們。”袁岳笑著說，“熱線不熱，老百姓日子不好過，政府臉上不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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