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曉波吳曉波檔案：中國最出色的財經作家之一，哈佛大學訪問學者，“藍獅子”財經圖書出版人。著有《大敗局》、《穿越玉米地》、《非常營銷》、《激蕩三十年》、《跌蕩一百年》、《大敗局2》等。其中，《大敗局》被評為“影響中國商業界的二十本書”之一。
話說吳曉波聽聞丁磊養豬的消息后，發短信問丁磊：“這事兒真的么？”丁磊回：“兄弟，這事可真有。”吳曉波大笑：“好哥們，你去養豬，我去種菜。”
菜種在哪里？吳曉波自己的小島上。他10年前在浙江千島湖買了一座小島，種了數千棵楊梅。記者采訪時，適逢楊梅豐收，吳曉波遂邀約：“走，吃我的放心楊梅去。”
吳曉波希望退休后做回果農。但現在，他除了擁有小島和幾套別墅，10年來還保持每年買房一套的習慣——“即使要站，也要站在富人堆里。”對此，吳曉波說，既非炫耀，更非露富，其實跟財富觀有直接關系——如果我是一個很貧窮的人，每天跟這幫富人在一起，吃的是鮑魚甲魚，回到家里住三五十平方米的房子，每個月拿2000塊錢的工資，怎么能夠平和得了？不“革命”怎么行呢？
30年草莽英雄
“1978年11月27日，中國科學院計算所34歲的工程技術員柳傳志按時上班，走進辦公室前他先到傳達室拎了一把熱水瓶，跟老保安開了幾句玩笑……”——這是《激蕩三十年》正文的第一句話，很普通的一句話，卻轟然開啟了中國企業家三十年的激蕩風云錄。
如同那時的柳傳志一樣，12歲的吳曉波也想不到自己未來人生圖景會發生怎樣的變化。
10年后，柳傳志的聯想正飛躍發展，吳曉波則剛從復旦大學畢業，為工作分配問題而煩惱：為了愛情，他必須回杭州。隨后，他騎著自行車到新華社浙江分社碰到了好運氣。
至此，吳曉波開始了長達十幾年的記者生涯。以記者的身份，從1990年起，吳曉波至少調研、訪問了1500多個企業家，與幾乎所有國內知名的企業家都有不同程度的接觸。
身為記者，吳曉波看著干部紛紛下海，新公司紛紛成立；看著柳傳志、王石翻手為云覆手為雨；看著西湖彩電廠、西泠電器、金松電器從發展到分崩離析；看著愛多VCD、秦池一個個標王誕生，又隕落……這一切，后來都成了吳曉波《大敗局》、《激蕩三十年》中的寶貴素材。
25歲時，吳曉波成了杭州第一個開專欄的人，1996年，吳曉波開始寫書，從此以每年一本的速度，一發而不可收，內容大多與經濟有關，模糊許久的理想漸漸清晰起來。
2004年，吳曉波離開新華社。同年，赴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做訪問學者。此時的吳曉波，正陷入焦慮之中，為找不到一個好的題材而苦惱。兩年前，他寫了一本研究中國企業失敗案例的《大敗局》，一夜之間影響了諸多商業人士。隨后，其他書籍雖然都保持了穩定的銷量，還是未能企及《大敗局》達到的高度。
在哈佛做訪問學者期間，他悲哀地發現，竟然沒有一份史料可以對美國人介紹中國改革開放30年的歷程，“中國的商業思想和脈絡到底如何形成的，其經驗和教訓是什么？”吳曉波感到一件工作必須去做——創作1978年到2008年中國企業史。在MSN上，吳曉波告訴國內的妻子，他決定寫一部橫跨30年改革開放的中國企業史。
這是一個枯燥和充滿挫敗感的過程。“從一開始就很絕望，感覺就像是在大霧中一寸一寸地匍匐前進”。14年記者生涯親眼目睹、甚至親身經歷的一切，為吳曉波積累了足夠多的第一手資料。然而，究竟應以怎樣的敘述邏輯來呈現這驚心動魄的30年？
最終，吳曉波選擇了編年體，把自己定位于一段歷史和一個群體的觀察者和記錄者。其模本是記錄1932年~1972年美國社會歷史的《光榮與夢想》，以時間為切割面，通過國有企業、外資和民營經濟三股力量的博弈來呈現這30年的中國企業改革進程。明線敘述國有企業、民營企業和外資企業的日新月異，暗線則敘述那些試圖沖破制度束縛的企業家。這些人包括魯冠球、柳傳志、張瑞敏、顧雛軍等。
這部由眾多人物命運和歷史細節構筑起來的中國企業史，為中國企業改革30年提供了諸多寶貴細節和資料。比如潘寧用手錘等簡陋工具打造出中國第一臺冰箱那天，雷雨交加，他一個人沖進大雨中號啕大哭；比如2004年柳傳志收購IBM，在北大總裁班上問：“有多少人看好這次并購？”結果只有3個人舉手。
對吳曉波而言，《激蕩三十年》只是一個開始，寫的時候他就發現“很多東西不是30年的產物，中國商業有它內在的血脈。”這個血脈的梳理讓他創作了《跌蕩100年：中國企業1870-1977》。這仍然不是最終目標，“2000多年前春秋戰國的分封制，中國商業的核心邏輯是有脈絡可循的……撰寫中國2000年商業史是下一個艱巨任務。”吳曉波說。
訪談
柳傳志賣褲衩書寫了企業發展史
電腦報：應該怎么來看待中國企業家改革30年的發展歷程？
吳曉波：我認為自1978年以來，中國企業界有三次創業高潮點，分別是1984年(張瑞敏、柳傳志、王石等均在這一年創辦企業)、1992年(由鄧小平南巡講話所引發)以及2001年(受互聯網經濟和中國加入WTO的雙重感召)。
我研究的一個結論是，改革開放不是一個有“預謀”的改革，不是從一開始就知道路該怎么走，結果會怎樣的。現在我們看到的很多顯赫的大型企業，像聯想、萬科、海爾，我們可以看到它在早期時也是一片茫然起步的。張瑞敏在海爾當廠長，他給海爾定的第一條規矩是：不準隨地大小便。柳傳志去辦聯想的時候，拿了錢不知道干什么，還被一個外地女人騙走了一部分錢。
我還給你透露一個故事，柳傳志曾經在社科院門口賣過運動褲衩。這是屬于柳傳志的原始積累過程。你現在看到一個偉大公司的誕生和成長，其實都是從一些很草莽的細節和故事中走過來的。這些公司的成長歷程和曲折，也是中國公司或者中國經濟能夠發展到今天的過程。在《激蕩三十年》中我寫道：一群小人物將中國變成了一個巨大的試驗場，將中國歷史不可逆轉地推向了未來，這是很了不起的。
電腦報：從《大敗局》，到《激蕩三十年》、《跌蕩一百年》，都引起了很大的反響，創作過程最艱難的是哪部，為什么？
吳曉波：創作中最艱難的數《激蕩三十年》了，如何描寫那段歷史、用怎樣的體例和主線來記敘、比重怎樣分配、如何處理龐雜的歷史材料與細節，想明白這些問題，我用了1年多時間。而《大敗局》是我的成名作，它采用一種案例集的模式，在當時是一種新穎的組合，并且是一個新穎的視角，但今天看來，它的創作門檻不是很高的。而《跌蕩一百年》雖然歷史更加悠久，但體例上是《激蕩三十年》的延續，因此難度相對較小，只要解決素材問題就行了。
電腦報：對于歷史的認知與定性往往一言難盡，那么在你的創作中，是如何體現對商業人物的“全面”評價與“公允”判定？
吳曉波：確實，對歷史人物的評價可以從很多角度去解讀。我曾被問到過一個關于孔祥熙的問題，在《跌蕩一百年》中，我更多的是從負面角度來描繪他的，他是民國的“誤國首惡”，但問題是，孔祥熙在山西故里太谷也做過很多教育普及工作，對于當地教育作出過貢獻啊。因此對這樣的人物，我們可以這樣看：如果說民國是一場失敗的革命的話，那一定有導致失敗的人和力量，孔祥熙就一定是那個人了，因為孔氏在很長時間里是國家的財政首長，一度身兼行政院長、財政部長和央行行長，百年以來，沒有人在財經事務上比他權力更大，但他把國家綱常全數敗壞，而自己則成為舉國首富，因此他是國家主義與官僚資本勾結的一個最惡劣的標本。
我在寫作歷史時，很少對人有強烈的好惡感，也拒絕用個人的情感來影響理性的判斷。但是，孔氏是一個例外。
電腦報：你的作品大多都是精英史，對低層民眾的關注是不是太少了？你對你作品的讀者是如何定位的？
吳曉波：那你說《史記》是平民史還是精英史？歷史是由全民參與的，但書寫歷史的畢竟是少數人，這不矛盾。我的作品就是記錄在商業興起時代里的特殊族群。我的成功也說明我這條創作道路是可以成功的。
我很慶幸有很多人喜歡看我的書，賣得也不錯。暢銷書是相對于數量上的概念，我更覺得我的作品是長銷書，至少在規劃時，我是站在歷史價值的角度來思考的，因為我設想：當外國人、50年以后的人要來回顧這段歷史時，他該怎么辦？這就是我的定位與受眾所在。
電腦報：說到成功，在剛結束的一個評選中，你獲得了與林毅夫、王石同樣的獎項和“中國青年領袖”的評價，你如何看待你對中國經濟所作出的貢獻？
吳曉波：是，我獲得了一些獎項，這是社會對我的認可，但也是對文字工作者的認可。我對于中國經濟而言，始終是一個觀察者、記錄者，我只希望我能保持一種獨立的姿態去研究中國經濟。至于被認可的經驗，我只想說兩點，一是要做好自己的創作規劃，二是堅持不懈地寫作。馮侖說：偉大是熬出來的，這點對任何人都適用。
中國經濟風向標是“豬”
電腦報：你對中國IT歷史同樣研究頗深。在你看來，你覺得互聯網對文藝創作最大的改變是什么？ 網絡創作有沒有可能在未來淘汰掉你這種類型的創作？
吳曉波：互聯網是人類智慧的寶庫，這我很認同。網絡將散落在各處的零碎價值拼在了一起，這是一個了不起的創舉，它是一個平臺，也是一種工具，給我們從事創作者提供的便利難以想象。
未來世界一定是一個電子化的世界，但我認為傳統創作依然會存在，只是表現的方式是電子化的，因為類似于財經寫作必定需要依托于現實的采訪與調查，第一手內容的價值永遠存在。
電腦報：問一個大家感興趣的話題，你說自己“即使要站，也要站在富人堆里”，那么你對金錢、財富是什么樣的態度？
吳曉波：的確那樣，但我的意思是，一個稱職的知識分子要思想獨立，首先要完成財務上的獨立。當年我看《紅樓夢》，就在想，曹雪芹一定富貴過，因為沒有富貴過的話不可能對財富有這樣的態度。財富這個東西，人的天性就很容易仇恨它。知識分子對待財富保持一種很平和的態度，這是很難的。我現在看企業家真的是很平和的——你有1000個億、100個億。第一，這跟我沒關系；第二，我也不羨慕；第三，我很尊重他們。我寫這些企業家，其實跟我的財富觀是有關系的——如果我是一個很貧窮的人，每天跟這幫富人在一起，其實心態會很差的。我和他們在外面吃一頓飯，吃的是鮑魚甲魚，回到家里住三五十平方米的房子，每個月拿2000塊錢的工資，我怎么能夠平和得了？我不對你“革命”怎么行呢？
但是我現在盡量不讓自己變成一個商人，因為你真正做企業以后，一定會喪失掉很多立場。人都是這樣的，一定會捍衛某一個階層，你要不捍衛他，你就會跟他絕緣，有距離。我蠻喜歡那個當年和薩特搞對立的雷蒙•阿隆，他就是一個“介入的旁觀者”。我覺得我們媒體人也要有這樣的姿態，就是一個旁觀者，但你又不會離他很遠。
電腦報：最后一個問題，根據你數十年來對企業的研究，在目前經濟大環境不景氣的沖擊下，中國企業在發展過程中最應警惕的因素是什么？
吳曉波：經濟危機對企業是一次沖擊，也是一次機遇。中國制造在亞洲金融風暴時水落石出，而此次危機后，我們最應警惕和思考的，是如何站在未來的角度上思考現在。巴菲特說：我們要去他們要去的地方而不是他們現在所在的地方，我認同這句話，我認為目前中國公司最缺的還是核心競爭力，尤其是技術方面的突破。
電腦報：那在你看來，中國經濟是否復蘇，該用什么標準去衡量呢？
吳曉波：豬！我的答案永遠是豬！當然，不是說丁磊去養的豬。
一種普遍的觀點是，全球會不會復蘇，要看亞洲；亞洲會不會復蘇，要看中國。那么中國會不會復蘇，要看什么呢？眾說紛紜，有說要看制造業，有說要看外貿，有說要看4萬億投資的成效，還有說要看地產、看股市、看老百姓有沒有信心。
其實，正確的答案是，看豬。看豬會不會飛起來。豬曾飛起來過，在2007年。兩年前的那次通貨膨脹，標志性的事件就是豬肉瘋了一樣地漲。后來，各地政府紛紛出臺政策，一個勁地鼓勵農民去養豬，養一頭補貼100元。可是，到今年，生豬批發價突然跌到了10元/公斤。按現在的價格，一頭豬要少掉500元到700元純利，這意味著，一年前所有響應號召的農民都血本無歸了。
前面講的是生豬養殖方面的情況，可是，豬真的要長上翅膀飛起來，還需要有別的“生長激素”。它是什么呢？那就是貨幣的流動性過剩。也就是說，飛豬的“頭號飼養員”是美聯儲和中國央行。（編輯：王小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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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標題：吳曉波：柳傳志曾在社科院門口賣過運動短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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