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丹勇，25歲，云南曲靖人，哈工大2008屆工商管理本科畢業，就職于富士康公司。7月16日凌晨3時33分許，從公司所在大樓12樓跳樓自殺。禍起公司交其郵寄給蘋果公司的16部iPhone樣機少了一部，事發后其大學同學調出事發前數小時的聊天記錄，稱孫丹勇在接受調查時遭到非法搜查、禁閉和毆打。（7月21日南方都市報）
由于事件真相尚在調查過程中，孫丹勇在接受企業調查時是否遭到非法搜查、禁閉和毆打，暫時無法確證。但有一點是明確的，孫丹勇在接受公司調查期間跳樓自殺，必然是背負了巨大的精神與名譽壓力。在可能遭受不白之冤、調查手段涉嫌“粗暴”等重壓下，一根稻草也可能壓垮其脊梁。而悲劇的發生，也同時讓企業付出聲譽受損與輿論責難的雙重代價。
這一事件很容易讓人回想起去年轟動一時的“華為員工猝死事件”，雖然兩者之間或有性質區分，企業所應承擔的責任程度也有不同，但毫無疑問的是，如果某些企業還陷入過度的“狼性”不能自拔，還在以狼性管理為企業管理的唯一路徑，就必然會陷入員工權益與企業發展不斷受損的惡性輪回中。
“狼性”企業文化被眾多國內企業家所推崇，最大的奧妙恐怕在于，狼性管理將管理手段“狼化”而將人的價值“羊化”，恰恰符合了追求低成本、高效率、為此不惜將員工經濟價值最大化的某些企業的要求。
因此，員工被當成企業的附屬一分子，如同機器上永遠沉默的螺絲釘，只能按照既定程序日夜運轉。人的價值被異化，個人情感、尊嚴、喜怒哀樂統統被嚴密苛刻的管理條例替代。如此企業文化，從體制上就不允許員工挑戰管理者權威。“尊重員工”也是在首先服從管理者前提下的“尊重”。員工們不再是活生生的個體，而像電腦、辦公桌一樣成為公司資產，成為毫無生氣的數據符號。當強制執行，絕對服從，對業績結果無休止地要求，透支執行過程中的健康和道德，成為企業價值觀時，任何一個層級的管理者都可能以體罰或其他極端方式，對待他自認為違規、損害企業利益的員工。
但是，簡單要求企業對文化道德進行自省及加以糾正，只是一個美好愿望。一個已成常識的道理是，沒有一個大致平衡、和諧的勞資關系，就沒有一個可持續性發展的企業，公正平等的社會格局也無從談起。從現實情況看，相關法律得不到執行、員工權益保護不力等問題，很容易在“員工跳樓自殺”事件中尋到蹤跡。（編輯：王小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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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標題：從“富士康員工自殺”反思企業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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