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蘇州在工業和服務業經濟之外的另一大特點，就是城市與農村協調發展。蘇州是全國農村改革試驗區，也是江蘇省唯一的城鄉一體化發展綜合配套改革試點市。以城鄉規劃、產業布局、公共服務、就業社保等“七個一體化”為抓手，蘇州的城鄉一體化進程明顯加快。
近年來，蘇州通過鼓勵農民帶股、帶保、帶房進城鎮，加快農民市民化、職業化進程，全市累計有43萬農戶、逾110萬農民實現了居住地轉移和身份轉變。88%的農村工業企業進入工業園，80%的承包耕地實現規模經營，43%的農戶遷入集中居住點。去年，蘇州的城市化率已達70.6%。
事實上，蘇州只是蘇南經濟重鎮的其中之一。蘇州的轉型，從一定程度上代表著蘇南其他一些城市的方向。
對此，劉志彪亦表示認同，在蘇南將要列入國家的基本現代化建設示范區的背景下，蘇州作為中國率先基本實現現代化的領頭區域，此次合并吳江的區劃調整有十分重要的戰略意義。
而陳維指出，在“大蘇州”的帶動效應下，上海與蘇州乃至江蘇的經濟競合關系也將出現新的發展。
上海社會科學院去年發布的長三角城市發展轉型指標排名顯示，綜合轉型增長、民生質量、社會共享、環境改善、創新發展等5項指標，上海和蘇州分列長三角城市的前兩位。
而這兩座城市，同時也是中國近代最大的兩座制造業之都。“在轉型上，上海更注重于制造業的投資、市場和貿易，而蘇州在制造業的高端轉型上已經走在全國前列，蘇州擴大發展空間之后，與上海的這種互補效應也可能會越來越顯著。”
城市合并潮
劉志彪認為，此次蘇州的行政區劃調整，就空間經濟因素來說，有利于重塑蘇南經濟增長極。“從一個學者的角度，我還建議江蘇除了蘇南經濟增長極外，還需要塑造寧鎮揚經濟增長極，以形成江蘇省經濟地理布局上的一個啞鈴形結構，更好地服務于率先基本現代化的戰略，更好地能夠輻射中西部地區和蘇北地區。”
事實上，中心城市做大以帶動區域經濟增長極，近年來在北京、上海、天津、重慶多地都有所嘗試。就在去年，安徽省原巢湖市拆分，大部分并入合肥市，合肥借由此舉成為皖北經濟帶的有力支持，同時達到抗衡南京經濟圈的功能。
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城市與區域規劃設計所副所長張險峰指出，從整個世界和歐美等發達國家或地區行政區劃的發展趨勢來看，其在很長歷史時期內都相對固定，他們之間很少因為有行政壁壘要破除而合并來合并去，更多的是通過區域合作、競爭的方式來推動發展。
不過，發達國家的大都市圈或大城市群同時也在全球競爭中顯示出絕對優勢地位。比如美國東海岸大都市區，以及西海岸以洛杉磯、舊金山為代表的大都市區，還有英國的倫敦大都市區、法國的巴黎大都市區、日本的東京大都市區等等，這樣的大都市區，可以調配和利用很多資源，其物資流、信息流、資金流、人才流的流動速度非常頻繁，基礎設施更好，經濟活躍程度更高，文化更多元更豐富，從而擁有更強的國際競爭力。
陳維分析，由于我國仍處在外延擴張式發展的過程中，各個省區或城市，更多是依賴和尋求支配更多空間資源和經濟資源，例如土地資源及其所附著的各種資源，并在此基礎之上尋求獲得更多發展空間。“土地資源尤其受到中國各地方政府重視。許多地方希望突破行政管轄區域限制，希望通過調整行政區劃，擴大自己可以支配的土地資源。與此同時，還希望通過調整擴大行政區劃，增強自身經濟地位，從而可能爭取到更多的發展資源和政策支持。”
他直言，從過去十多年的經驗來看，長三角盡管在全國的區域一體化進程中走在前列，但仍難以突破由行政區劃和利益分配造成的行政壁壘，這也是大城市不斷出現以相互抗衡的重要原因。
但張險峰亦指出，行政區劃調整其實也是雙刃劍。一方面可以擴大經濟和生產力資源，另一方面也相應增加了社會管理責任。“我們在行政區劃調整過程中，不能夸大有利的一面，而淡化社會管理責任的一面。行政區劃調整后，如果過分擴大區劃，過分擴大空間資源、土地資源，自然會增加更多人口，但在教育、醫療衛生、社會保障、養老、社區服務、外來人口管理等體系上，能否都跟得上？這是需要深入思考認真對待的問題。否則就有可能會出現行政區劃過度擴大，而社會管理卻日益粗放的狀況。因此，區劃調整之后，地方政府須擔當好相應增加的社會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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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標題：吳江撤市“大蘇州”浮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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